攻克癌症的研发进程曾缓慢得令人煎熬，而随着癌症遗传学研究成果持续落地新药，人类抗癌的步伐正在不断提速。
2026年年初，在阿联酋迪拜，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廉·凯林（William Kaelin）接受南方财经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，提出了这一判断。
他表示，伴随人类对癌症遗传发病机制认知持续深入，抗癌新药研发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，诸多曾经被视作“不可成药”的靶点相继被攻克。如果想要持续推进抗癌药物研发，需要依托遗传学精准研发新药，依靠联合用药方案有效遏制肿瘤耐药问题。
经过四十年潜心研究，他弄清楚了细胞如何感知氧气，找到了VHL蛋白调控缺氧因子的核心作用机制。这项基础研究不仅揭秘了生物适应缺氧环境的原理，还推动研发出获美国FDA批准的抗癌药物贝组替凡（Belzutifan），有效治疗希佩尔-林道综合征引发的肾癌，为这类重症患者带来生机。凭借这一里程碑式发现，威廉·凯林斩获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这份荣誉到来之时，距离威廉·凯林的妻子因乳腺癌离世已然过去四年。获奖当晚，这位毕生深耕癌症研究的学者晒出与亡妻的合影，向世界宣告，这份诺贝尔奖荣誉，属于两人共同坚守的抗癌事业。
回望百年人类抗癌征程，治疗手段从传统化疗迭代至靶向精准治疗，一个个研发禁区被不断突破。当下基因组学让癌症病因愈发清晰，人工智能大幅提升新药研发效率，学术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的通道愈发顺畅。当科研知识迎来指数级增长，产学研转化的衔接愈发高效，我们不禁追问：人类距离彻底战胜癌症，究竟还需要多久？
请看南方财经《高端访谈：对话全球科学巨匠》第三期之专访威廉·凯林。
从“不可成药”到抗癌新药落地
南方财经：贝组替凡（Belzutifan）已获批准用于治疗VHL相关性肾细胞癌。你认为下一个最有可能获批的适应证是什么？同时，你认为在其研发、临床试验及商业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？
威廉·凯林：现有结果显示，贝组替凡不仅获批用于治疗VHL病相关的癌症和肿瘤，还获批用于目前最常见的肾癌类型——散发性（非遗传性）透明细胞肾细胞癌。该药物的作用机制，是特异性抑制HIF-2蛋白。
不过，研究发现，有相当一部分肿瘤并不表达HIF-2蛋白。当我们讨论HIF时，许多人实际上想到的是其更著名的近亲HIF-1，这种蛋白在我们观察过的所有细胞中均有表达，而HIF-2的调控范围则要狭窄得多。因此，我判断，贝组替凡在多数其他癌症中，很难复刻在肾癌治疗上的高敏感性。我们还在探索HIF-2除直接作用于肿瘤外，对人体宿主产生的其他影响，比如它在机体免疫应答中具备的潜在作用。
简单来说，我们对VHL病相关的研究确实揭示了哪些肿瘤可能产生应答。庆幸的是，这些研究确实已经取得一些成果，但进一步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推测和探索阶段，因此我暂时无法精准预判它接下来将在哪个领域发挥作用。
南方财经：在你看来，人类需要多少年才能找到某些癌症的治疗方法，或者尽可能将大多数癌症转变为可管理的慢性疾病？
威廉·凯林：研究表明，对于包括癌症在内的任何疾病，当人们对疾病的根本病因有深入的遗传学理解时，新药研发的成功概率会显著提高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对于许多常见癌症，我们现在已具备这样的遗传学见解，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导致特定肿瘤形成的获得性突变已被明确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在多种癌症治疗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。
当前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，其中某些基因变异所产生的蛋白质，传统上被视为“不可成药”。然而，当前癌症药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，正是开发能靶向这些难治蛋白的新型化学物质或其他疗法。我认为，随着这方面的发展，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成功。
目前我们共同高度期待的领域之一，是KRAS抑制剂的研发进展。已知许多癌症中存在KRAS的激活突变，而历史上KRAS曾被认为是不可成药的靶点。但现在，我们已开始观察到强烈的早期信号，表明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对了方向。
最终，想要控制癌症，终究离不开多种靶向药物联合使用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依托遗传学研究开发更多新药，依靠联合用药方案克服肿瘤耐药问题。我知道，抗癌药研发的过程往往漫长煎熬，但随着遗传学科研成果不断转化落地，新药研发的速度正在持续加快。
科研如何穿越实验室走向市场
南方财经：作为科学家兼生物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，你认为科学家担任CEO时面临的主要优势与挑战是什么？你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角色的？
威廉·凯林：想要获得职业幸福感，首要的一点，就是找到一份发自内心热爱、即便没有薪酬也愿意投身其中的工作，这个道理早在孔子的思想中就有提及。我经常建议年轻人，尤其是立志投身科研的年轻人：尽量选择能让你沉浸其中、乐在其中的工作，倘若能凭借热爱的事业获得薪资回报，其实是一份额外的幸运。
当然，在学术实验室工作与在企业中担任科学家或CEO，环境存在显著差异。关键在于找到最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环境。学术界的魅力在于，你可以自由地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和科学直觉，但要取得大规模成果往往很难。有时你会遇到需要大量资源和团队协作才能真正实现突破的阶段，那时或许公司是更合适的平台。
简而言之，我认为学术界的工作是探索和发现基本的规律与原理。而当这些知识能转化为实际应用，所面临的问题变成一个工程问题时，就该“交接”了。希望生物技术与制药领域的同行能运用这些知识，为人类创造切实价值。
但再次强调，学术实验室的工作氛围与企业科学实验室不同，进入管理层后面临的挑战更是另一回事。因此，归根结底是要找到能带来幸福感的道路。例如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或有能力领导一家大公司，但我热爱在实验室里探索、与优秀人才交流、研究能随时激发我兴趣的问题，并享受这种自由。
南方财经：科学家创办的生物科技企业激增，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？对于想要创办自己公司的科学家，你会给出什么建议？
威廉·凯林：幸运的是，我们正在取得进展。我想指出，人类基因组的首个草图直到2000年才完成，而人们很容易忽视这是医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——因为从此我们至少掌握了人类遗传信息的“零件清单”，这使许多此前无法想象的成果成为可能。我认为，越来越多科学家创立生物技术企业的部分原因在于，我们正以指数级速度积累知识，从而创造出越来越多利用这些知识去做有意义之事的机会。
回到你的问题，对于特质合适的人，我的建议是：看看你能否创建一家公司，真正将知识转化为现实。在学术界，人们很容易在黑板上推演可能发生的事，但要真正实现它，通常需要公司资源的支持。这正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学术界转向生物技术领域的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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